雷锋镇，位于长沙市望城区，是革命英模雷锋的故乡，距离我所在的校区约30公里。我之所以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雷锋镇与学校的距离，既不是因为我在军用地图上量过，也不是后来我使用了手机软件进行导航的缘故，而是因为我曾经用两条腿验证过二者之间的距离。
2002年9月底，距离我进入K大不足一个月时，中队领导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消息。按照惯例，其中一个消息是好消息，另一个则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：领导们决定在9月29日为我们这批学员举行授衔仪式，过了9月29日，我们就能和教官们一样，在肩膀上扛上那时军校学员独有的军衔标志——红肩章。但坏消息则是，授衔的地点在30公里之外的雷锋镇，而学校所提供的代步工具只有一种——不限量安排的精神鼓励。
30公里的路程，往返合计60公里，计划用时14个小时。用领导们为大家打鸡血的话来说，这与红军飞夺泸定桥和志愿军急袭黄草岭相比完全不值一提。这话乍一听有几分道理，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实地走起来，方知先辈们的伟大。
这天早晨4点多，我们啃完不限量供应的馒头之后，愉快地踏上行程，开始了东西横穿长沙市区的雷锋镇之行。
屈原曾经说过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在行军路上，我想到最多的就是如何修改这句名言，好纪念一下我脚上的大小血泡。最后，我总算想出了一个比较应景的句子：路漫漫其脚麻兮，吾将上下而求饶。
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并不支持求饶这种懦弱的行为，预设在行军途中丰富多彩的精神粮食也发挥了它惯有的作用，最终还是将98%以上的学员顺利送到了目的地。剩下不足2%的学员则因身体不适等原因被迫乘车前往雷锋镇。尽管当时我也很愿意被迫乘车，但领导显然没有掌握我的思想动态。因此，我只好和大部分人一起眼巴巴地看着收容车从我们的眼前消失。
一天步行60公里的经历不仅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，同时，也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了短暂的痕迹。行军途中，承受了最大伤害的当然是脚板。每个人的脚板都出现了数量不等的血泡，少数人脚上的“泡中泡”算是为其他人增添了一点心理慰藉，因为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最惨的那个，用这样的精神麻醉品给自己打一针，心里就好受多了。
尽管对长途行军的艰苦性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“磨裆”现象的出现还是令人叫苦不迭。
所谓“磨裆”是指由于两腿连续不断的交叉运动，导致大腿内侧皮肤反复摩擦，进而造成皮肤甚至肌肉受损的一种特殊情况。此症状仅见于长途徒步行走之后，好发于大腿脂肪较多之人。因为偏瘦的缘故，“磨裆”对我的伤害并不大。所以，行军结束后第二天早上起床时，我还能够做到“扶墙而出”，而一些偏胖的同学则只能躺在床上“嗷嗷待哺”了。
时至今日，我早已忘却这次行军途中的艰辛，但却依然记得在雷锋镇戴上红肩章那一刻的激动。毕竟，这这一刻起，我们家三代从事同一光荣职业的事实才正式成立。
但如今回想起来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的缘故，那一天的8万余步没有办法显示在手机计步软件上，这让我错失了一次震惊朋友圈的大好机会。
从雷锋镇返回时，可用“满街尽是红肩章”来描述当时的场景。我们的教官此时则有些失落。
开学之初，临近毕业的学长被安排来充当新学员的教官。在相同的制服之下，直观区分教官与新学员的依据就是肩膀上是否有红肩章。新学员授衔后，大家清一色都戴上了红肩章，新学员与教官从理论上具备了平起平坐的资格，但在等级森严的军队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为了让新学员深刻认识到教官的权威性，国庆假期尚未结束，我们的训练强度便再上一个台阶，用教官们的话来说：既然你们已经取得军籍了，现在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了。与之相应的是，门诊部的“K大三宝”消耗速度则呈直线上升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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